“反债务大赦运动”的参加者还包围了G7——G8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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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3 10:43

  展开全部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式各样的全球治理机构应运而生,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由于这些机构大多由民族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大国政府所倡导、支配,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全球化的社会后果,以至于90年代以来各类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并呈现出跨国化发展的趋势。“跨国公民社会”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激进派则认为现行全球贸易体系无可救药。他们要求削减甚至废黜WTO。90年代中期,激进派发起攻势,反对乌拉圭回合协议和北美自由贸易区。1998年2月,许多类似的反对者组成松散的世界性网络“反对自由贸易和WTO全球人民行动”公开要求解散世界贸易组织,其立场与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50年太久”联盟非常相似。激进派也包括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环保主义者,后者与改革派不同,他们拒绝与WTO谈判。

  改革派则要变WTO的思想、规则和程序,要纠正现行贸易体制中令人不快的方面,如劳工标准、南方国家的不发展、环境恶化、消费者保护以及性别不平等。许多人要求WTO的民主化,如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和更多的信息批露。改革派主要由4部分构成:工会和人权组织、环保组织、消费者组织和女权主义者。

  (1)受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主使的,同克林顿派遣的警察发生了激烈的暴力冲突的抗议者,他们袭击了“耐克城”、 Adidas、 Starbucks、“香蕉共和国”商店;

  全球治理是指在没有强力中央权威干预的情况下,以得到认可的法则、规范和制度所形成的框架为基础进行全球合作。

  此外,许多中介机构试图建立“全球公民社会”的全球代表机构,一些专家设想建立类似于联合国大会的公民社会咨询委员会。1999年蒙特利尔召开的世界公民社会大会、2000年5月在纽约举行的“千年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论坛”以及其它类似活动力图筹建全球公民社会的代表机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重要的全球公共治理机构同地方的、国家级的和跨境公民机构的联系显著增加。有人甚至提出要建立由公民社会代表组成的联合国人民大会,仅次于由国家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大会。90年代,公民社会参加了7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以及联合国全球问题特殊委员会等国际会议。

  与WTO对话的重要环保主义非政府组织有于1996年9月在日内瓦成立的“贸易和持续发展国际中心”、“世界自然基金”、“可持续发展国际协会”等。

  展开全部针对NGO 全球治理理论说的是为什么需要NGO参加全球治理 全球公民社会理论回答的是为什么NGO能够参加全球治理 前者是需求角度 后者是供给角度

  商业游说集团并不是赞同WTO的每一项条款,相反,他们总是频繁地试图修改某些规则以符合他们的商业意图。一些主流的研究人员经常质疑WTO的行动,但属于贸易争论的正常范围之内。他们同WTO官员和许多成员国部长们用着同一种语言说话,有关贸易管理的问题无非是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平衡,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和速度而已。

  公民社会差异巨大,其成员、组织形式、规模、地理范围、资产、组织文化、目标和策略均有不同。这些公民社会团体大体上有:北方国家的环保主义者、南北方国家的支持发展问题的团体、从政府那里得到补贴却又装扮成环保主义者的北方国家的农场主、北方国家受到进口竞争产业的工人和工会、人权主义者等。西雅图大街上的示威者们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大多数人为“相对富足的白人中产阶级”。根据他们对WTO的态度,可分为3类:

  消费者保护团体也是要求WTO改革的力量。他们认为,现行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极大地加强了大公司的利益,为了保护公共利益需要一种全球竞争政策和指导全球公司行为的有约束力的法规。

  跨国公民社会也打出了自己的纲领。不计其数的公民社会网络在WTO、 APEC和美洲国家峰会上召集“人民峰会”,并联合起来发表未来发展的纲领,如《美洲国家的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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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参与者使得西雅图会议体现出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从劳工权力、知识产权、农业补贴、服务业市场准入壁垒到反倾销、人权和环境等问题;二是应如何管理一个经历着快速经济技术和社会变革的世界,即WTO等国际组织如何管理商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代表的地位、程序的透明性等全球治理的问题。

  展开全部《全球公民社会》,作者:(美)萨拉蒙,贾西津等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日期:2007-12-1。该书对西欧、北美洲、亚洲、中欧和东欧、拉丁美洲等22个国家的非营利组织完成了系统的资料收集,内容包括:这些组织的基本规模、结构、收入基础以及这些内容在不同的国家的表现有何不同:什么因素促进或阻碍了这些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实体的特殊属性是什么。本书适合非营利组织研究和工作人员、高等院校公共管理方面的师生利热爱非营利组织事业的广大读者阅读使用。

  但是,由于全球化带来诸多社会后果,全球治理机构成为反对全球化的公民社会团体的众矢之的。双方的冲突摩擦也呈现逐年增加之势。

  有人指出,WTO是当今世界的“新的经济宪法”,但是却没有人民的代表参加这一“制宪会议”。在将经济权力转交给遥远的国际机构的过程中,公民社会团体的质疑和抵抗越来越强烈:它们反对批准NAFTA ,反对保护大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多边投资协定”。2000万名公民社会的成员利用互联网和议会斗争发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抗议活动。此外,“反债务大赦运动”的参加者还包围了G7——G8峰会在伯明翰和科隆的会场,使国际债务问题列入了世界经济领导人的日程,并迫使多边经济机构采取了行动。

  公民社会与全球治理机构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公民社会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这些问题对刚刚入世的中国来说既陌生又迫切,开展对国际公民社会的研究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2)各种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工会和135个国家的代表。除了西雅图大街上的抗议者之外,还有700多个非政府组织在大会上作了登记,其中有“托克维尔研究会”、“肯尼亚国家农场主联盟”、“荷兰世界店铺协会”、日本“金枪鱼业联盟”和美国的劳联-产联等。

  涉及“贸易与发展”之争的著名的非政府组织有“Oxfam”, “第三世界网络”和“国际南方集团网络”。许多有关发展问题的思想库,如渥太华的“南北协会”、里约热内卢的“巴西社会经济分析协会”等也关注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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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团体、农场主协会和经济研究机构常持赞同的态度。一些重要的商业团体如“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商会”和“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支持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制;“美国奶制品协会”、“猪肉生产者协会”和“国家农场主联盟”及“美国糖联”力促农产品大幅自由化。“布鲁金斯学会”和“国际经济学会”等思想库支持WTO。

  1999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在西雅图举行的WTO第三次部长级会议是近年来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同全球治理机构发生重大冲突并取得胜利的典型例子。在西雅图大街上,3万5千名愤怒的抗议者袭击了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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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社会的定义不胜枚举,一般指在国家保证的法制基础上,存在着能够传播支持法制的价值观念并能制止政府滥用权力的独立的公民组织,是自愿的组织通过具体政策、更广的规范和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形成规则管理社会生活的政治空间。全球、跨国公民社会常常指那些超越国境开展活动的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

  90年代以来,“全球治理”一词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指在从安全到人权和环境等广泛的问题上管理国家间关系的机构。它包括拥有共同目标的相互联系而又彼此不同的机构,既包括国家的活动、政府间的组织,又有非政府组织和跨国运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全球治理的体系。

  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的兴起源于全球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不但与跨国公司的扩张有关,也与国际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的增加有关。[4]经济全球化在许多方面限制了国家的自主权,也使封闭社会的独立政治群体获得了发展良机。到20世纪末,经济管理活动不再仅仅从属于国家,而是由国家、地方和超国家机构以及众多的私人机构来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提出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为多层分散的全球经济管理机制建立一种有效的、民主化的治理方式,如何在非中心化的治理中完成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审,如何形成充分的民众参与、公开争论、以及广泛的代表性、透明度和民主责任。

  肯定的解释有3种看法,一种认为西雅图抗议代表了一种反抗现行体制的运动,其对所谓“千年回合”的冲击挫败了进一步全球化的企图,从而开辟了“非全球化的新时代”;第二种看法认为,西雅图事件表明一种政治全球化,或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胜利,是全球公民社会的胜利。

  还有一些公民社会团体要求改变WTO的运行程序,尤其要求其组织的民主化,增加公民社会在决策中的影响力。公民社会的代表要直接参与WTO的政策决策、贸易政策审察和争端解决机制。瑞士发展组织联盟力促建立拥有立法权的WTO议会,在过渡期则建立提供咨询的议会工作组。还有人提议加强WTO的透明度,如召开开放式的听证会,增加官方文件的出版,加大信息批露力度等。

  公民社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壮大的,其数量自1960年以来激增十几倍,到1997年已达到16000个。许多地方的和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也加入了跨国网络。有人甚至把20世纪公民社会的兴起比作同19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一样重要的“组织革命”。

  有关环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是谋求WTO改革的重要动力。它们认为,自由贸易体系迫使国家政府追求国际竞争力,放松了国家环保措施,为出口而非国内消费而生产,同意有毒废品的贸易。所有这些都使生态环境恶化。为此,环保主义者要求在WTO议程中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建立限制破坏生态环境的贸易行为机制。

  工会和人权组织希望将保护性劳工标准写入世界贸易制度。他们认为贸易自由化和市场的全球化削弱了工人阶级与管理者和投资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为保护基本的劳工权力和恢复良性的阶级力量平衡,WTO应该有一个社会条款,使成员国尊重国际劳工组织的惯例。最有影响力的有组织的工会包括“国际自由工会联盟”、“世界劳工联盟”;致力于劳工保护的人权组织有“华盛顿国际劳工基金会”,“蒙特利尔人权和民主发展国际中心”“布鲁塞尔团结联盟”等。

  本文试图从分析国际公民社会同WTO的关系入手,以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为例,探讨全球化时代国际公民社会与全球治理结构的关系。

  以巴西、印度、埃及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为一方,(3)各国政府代表之间的冲突,就多边贸易的众多问题争议不下。如以美国欧盟为一方,

  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雅图事件中国际公民社会对全球治理的作用有肯定与否定两方面的解释。

  妇女组织力图使WTO具有性别意识。她们认为全球贸易体制有一种歧视妇女的结构偏见。全球妇女运动要求对WTO规则进行性别评估并关注贸易政策审察中的性别问题。她们在新加坡部长会议期间创建了性别与贸易的非正式工作团体,在波恩举办了“妇女与国际贸易”的大会。

  如果在互联网上追踪西雅图、华盛顿和布拉格的示威者,可以发现它们以中心,包括美国内达尔的“公民”网站(Ralph Nader)和“全球贸易观察”、法国的“公司观察”和ATTAC 、阿姆斯特丹的“合作欧洲观察者”、英国和比利时的Oxfam 以及南方国家最著名的跨国非政府组织,马来西亚的“第三世界网络”。“直接行动网络”从一建立起就致力于破坏WTO部长会议的联盟,其后台是于1998年第一届部长会议期间在日内瓦成立的“人民全球行动”。这些分布广泛、组织灵活的社会团体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支持民主、反对全球化。他们认为,WTO、IMF和世界银行体现了跨国公司的利益、破坏了环境并加剧了人民的不平等,它们的规则和组织程序是不民主的。这些团体的首要目标是影响舆论并进而影响国际经济机构的决策过程。